如何看电力体制改革现状（下）：管制逻辑与经济逻辑哪一个为主决定了电改的命运

电力部门是否要进行市场化的定价机制，这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。如果要市场化定价，那么由于需求与可再生能源的波动特性，必须建立具有高分辨率的价格体系与调度运行体系，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；市场化改革意味着本质上的系统运行平衡方式的改变，特别是实时市场的建立，将发现最重要的价格（实时对应于供需平衡的价格），为其他价格提供结算标准。

（来源：微信公众号“能源杂志” ID:energymagazine  文 | 张树伟）

如果不进行市场化改革，那么就需要退回至厂网一体的状态，目前调度超越上帝的地位也是不可接受的。目前的粗尺度调度原则也是越来越不可行的。需要不断练习并熟悉“经济调度”原则。这不仅涉及激励，而且还需要能力。

中间有多少“骑墙”的余地？随着可再生能源并网倍速增加，天生“爱自由”的可再生能源逐渐吃掉系统之前的备用、惯性等冗余,并引发系统稳定、阻塞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。没有调度范式的改变，装机进一步大发展的后果必然是巨量的弃风限电，甚至是系统供应稳定性与安全问题。特别地，在中国电力系统文化的“认识水位”中，稳定输出的电源往往还普遍被认为是一种价值。这与可再生能源特性格格不入。

整体系统的需求就是不稳定的；

稳定的需求永远是存在的，但是它并不需要稳定的供给去满足；

模糊的认为“稳定是一种价值”，其本质上是一种企业而非全系统视角。其更准确的表达是“在正确的时间发电的能力是一种价值”，而不是这种稳定本身。

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都是一种选择。但是，唯有停在原地，不可行。因为电源结构在持续变化，可再生日益增多。

电力部门在经济版图中的角色

提供廉价的有竞争力的电力供应，永远是电力部门的核心角色。这种廉价，一方面是相对于国际同行（美国/欧洲而言），中国籍此取得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；一方面是相对于自身降价的潜力而言（可以对比中国的通信行业的资费水平，并与发达国家作比较）。笔者与同事的初步研究表明：在未来5年，中国的电力价格，给定燃料价格长期低迷的较大可能，继续下降50%，同时提升电力职工收入50%是完全可行的。

中国电力部门本土化、自主化，国有企业与资产占绝对地位，外资可以忽略，民营还非常有限，不存在国际竞争，跨国电力贸易也非常之少（成本与安全考量）。这样的部门，恰恰是需要“国际标准”的部门，以保持其持续增强的竞争力与创新能力。在构建国民经济“内循环”为主、双循环促进的新体系中，电力部门尤其需要成为一个对外交流与对话的窗口。

如果国民经济每个部门都“中国特色”了，那么总体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再是特色了，而是特殊经济形态了。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推导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电力系统，这无疑是“摊派”思维在作怪。

必须在顶层设计中明确的是：电力部门作为一个“内循环”的部门，不需要任何中国特色，而必须坚持国际标准与方法论，将经济效率、而不是绝对控制权（你不控制，它也跑不了）放到第一位。电力部门是一个经济部门，需要彻底的非政治化，在其他部门（比如IT、电信）跟国际纷纷脱钩的背景下，电力系统要逐步与世界“挂钩”——现状是脱钩的。

通往电力体制改革成功的道路，必须踩着“国家调度中心”的牌子通过。这是能源体制革命的一大内涵。但是与此同时，对于新的事物与尝试，比如现货试点与调度范式改变，必须秉持持续渐进（incrementalism）的方式，一点一点进步。

电力体制改革，从经济上讲，是优化资源配置。从管制角度讲，是重新分配一种稀缺资源——自由。过去，调度具有99%的自由，1%情况下要受到电力监管机构审查。而发电商几乎没有自由，他们必须提前很长时间（比如24小时）给调度提交出力水平，而不能再自我调整，而调度却可以单方面任意调整它们的输出[1]，且不需要任何理由解释或者财务支出。而可再生能源出现之后，它的天然属性就是自由的，因此调度从一开始就会争夺自由这一稀缺资源。

管制逻辑与经济逻辑哪一个为主决定了电改的命运

经济逻辑：简单来讲，成本效益最大化，或者在效益既定（解决问题）或者明显很大的情况（比如封城以解决传染病问题）下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用或者产出。当然，如何界定或者测量方程的两端，是另外的问题。类似的，电力系统的各种优化与模拟，往往都是以供给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。如果用户的停电损失加进来，那么就是全社会成本最小化了。

管制逻辑：政策能否得到大部分利益群体的支持，特别是一些强力的政治集团，比如公众或者垄断势力。成本无论大小，最好是隐性的，或者能够摊派，由第三方来买单；效益无论大小，最好显性的，有能见度的。比如，可再生能源是波动的，会“偷走”之前调度具有的无限自由资源。即使前者加装储能成本再大，那也是可再生能源来承担，因此它必须加装储能。目前的现状往往是这种管制政策博弈的结果，从而使得“维持现状”成为一个不需要额外努力，但是最可能被通过的结果。过去的部分所谓改革，特别是电网层面的改革，只是换了一种说法的“维持现状”而已。

很多改革与市场设计，由于管制逻辑大于经济逻辑，使得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承担了很多不属于市场功能的任务。这样的市场，发育起来的机会微小。几乎所有的现货（指的是日前与实时）试点，都可以称为“鸟笼子”里面的改革——存在各种事先确定的任意性的边界条件。

这种边界，往往是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比如在甘肃、东北等地上演的保证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闹剧。本来，可再生能源是否消纳，对于全社会以及业主就是每千瓦时4-5毛钱的事情，对于电网公司就是每千瓦时2-3毛的事情（有可再生基金补贴）。有限明确的价值，弃了电，按这个水平给业主补偿即可。这其中经济逻辑非常简单。可是，一旦有了物理上必须消纳、满足弃风率目标（5%）的政治性要求，那无论多大成本都成为了物理上需要实现的指标。东北存在严重设计缺陷的调峰辅助服务，还能 “设计出”得不偿失的每千瓦时8毛-1块钱的调峰电价。（相比而言，美国的市场，比如ERCOT就具有更大程度的自由，比如日前市场是否参加，是自愿的；而意大利的单一平衡区的外来电，也是在日前确定了就不能改变，相比而言自由度就小了。）

未来展望

必须明确，2015年改革之初的中国电力系统，并不是计划经济系统——计划经济也是有明确价值标准的。它更多是一个消费者缺乏选择与发言权，而拥有信息与权力优势者高度自由量裁的体系。

对于特别讲究频率、电压与功角稳定的电力系统来说，恰恰现在的状态，是脆弱而高度不稳定的。改革只有进行时，而没有完成时。主动的推动改革，还是被动地在未做准备的情况下迎接各种渐变“灰犀牛”问题的挑战，需要一个清晰的政治决断。我们相信，或早或晚，中国能源部门的决策者，必须作出几个艰难的选择（hard choices）：

1. 维持计划还是市场为基础的电力体系？电力行业多长时间洗一次牌？没有短期市场的电力系统，就像一个超级固化的系统，无法实现自动洗牌。三峡分电方案，一旦定下来就十几年，无法考虑不同地区供需变化的此消彼长，造就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。如果能够像美国竞争市场那样，5分钟一个市场（一个价格），那么改变的难度就不会过于大。

2. 是否要大幅度提高整个系统运行的透明度？目前，系统的调度运行数据仍旧是个商业机密。广大的用户与公众无法理解与精确校核优势集团的说法或者主张。公共平台很多问题的讨论，大部分无法基于数据与信息，而仍旧是模糊理念的讨论与隔空对话。

3. 是否在本质上改变调度中心“战场指挥官”式的角色，成为一个处理系统平衡（或者自我平衡下的总体偏差）、具有有限功能、提供专门服务的专业机构。目前的调度自由度过大（除了受年度电量约束）。随着所谓带曲线的中长期合约（这其实是不必要的）签订的日益增加，以及现货市场的推进，分散市场交易（形成自我调度）与自由量裁调度之间的冲突会日益加剧。传统的煤电“上大压小”与提高系统的灵活性背道而驰。目前，各个发电集团纷纷在进行“等量替代”的决策论证。这种上大去小如果进一步实施，对于整个系统的灵活性不是好消息。这是调度模式的僵化所带来的扭曲激励。

4. 是否继续维持电网企业集调度权、结算权、售电、电网投资与运营为一体的巨无霸模式。若维持将使得目前的变化不可持续，甚至可能导致政府对价格的进一步管制，或有可能滑回10年前的范式——统购统销、标杆电价与销售电价目录。更进一步，利益分割与冲突更加无法协调，从而有动机或者危机，重新成立厂网一体化的“电力部”。

5. 如何解决预算软约束与道德风险问题？在电网与火电领域，严重缺乏需求与经济理性的“白象”工程仍旧广泛存在。便宜的银行资本、过剩的企业现金流都起到了何种角色？

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，相关的利益主体是否满意现状？很显然大部分主体是不满意的。是否信任未来？大概率是不信任的。是否希望回到过去，比如2005年前？可能性是存在的。要解决这种尴尬，电力部门必须成为一个经济部门，而不是管制逻辑主导的部门，与国际逐渐接轨，而不是像其他行业那样日益脱钩。世界是美好的，但是边际上在变差。相反地，中国的电力部门，有望在边际上开始变好。

上述严重挑战需要公开、严肃的面对。但它们并非不可克服。改革的透明度、中央政府提高电力价格竞争力的政治决心与魅力、社会日渐提升的认知水位，构成了进一步改革成功的基石。我们将继续参与、见证、贡献于能源转型过程中的电力体制改革。